面临企业倒闭潮的传言，东莞市长不得出来澄清。东莞是城市发展的中国标本，也是危机下的中国暴风眼。
2008年初冬，正午12点，38岁的王洪江一个人悄悄爬上了6楼天台。
他的左脚下是“特区窗口”深圳，右脚下是“世界工厂”东莞。他的对面，是合作了6年的生意伙伴深圳市恒强盛公司，这家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只扁平显像管、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生产商，在11月7日立冬日的晚上突然宣布倒闭。
王洪江收到消息赶紧扑来，却只看到一封“告债权人书”和一排法院封条。恒强盛欠下他192.9万元的货款，这是供应商中最大的三笔欠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恒强盛至少欠下100余名供应商1600多万元的货款。
王洪江是安徽省天长市兴龙电子公司驻深销售员，按照公司规定，销售提成为3％，出现欠债个人须承担40％的责任，依此折算，王洪江一夜之间将负债80万元，他在深圳10年的血汗转瞬付之东流。
平湖镇鹅公岭村天鹅工业区上空的风有些凉，他在厂门口坚守了5天，一筹莫展，这一天，他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吃午餐，绝望像水一样漫上胸口，几乎让人窒息。
“193，快下来!别一时想不开呀!”有人发现了王洪江，这群来自湖南新化、广州、惠州、东莞长安、深圳宝安等地的供应商因为债务聚集在一起，彼此不以姓名而以欠债数目相称：11，39，50，180……
王洪江没有动，他试图“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社会的觉悟，把借金融危机之名恶意骗取货款的老板绳之以法”。

不太平的工业区

恒强盛在立冬日的倒塌，不过是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珠三角的一个残酷插曲。
早在10月，东莞合俊玩具厂、深圳宝安百灵达等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的相继倒闭，就已让人感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丝丝寒意。
11月，天涯网友“我叫梁山伯”发表的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搔到东莞痒处，这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网文，引发东莞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研讨对策以及民间智库热议“东莞如何过冬”的热潮。“一九二九，怀中揣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东莞的冬天似乎才刚刚开始。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洋第三工业区，倒闭已经一个月的合俊玩具厂门前，一片空寂。经营出租屋生意的吴老板叠着手蹲在门口晒太阳。今年5月，他看到合俊“厂里人多生意好”，便在对面租下一栋民房，改建成50间单间，当时人满为患，每间能租两三百元，现如今，出租屋里只剩下合俊厂。一个工人，“他请了律师要索赔，平时早出晚归去找工”，那些来自四川、湖南、广西等地曾经的租客，“已经打包回家”。吴老板改了招租牌上的价格：“长期出租，不收押金，120—150元(包水不包电)”，很快，他又调了价“80—120元(包水)”。价格虽然便宜，却只能吸引到少量远处的工人。
吴老板的隔壁，是一间挂着“转让”牌的电话超市，来自潮州的刘老板在这里开了两年店，“我有10台电话，以前一个月话费能打一两千块，现在一天不到两三块；以前一天卖水能卖三四百块，现在只有十几二十块。”刘老板准备再等两个月等厂重开，“如果做不下去，也只能是走。”在拐角处开米粉店的张老板则显得比较悲观，“前面一间饮食店刚刚投资几万块装修，开张不到两个月就倒了。我也是在关门吃老本，现在形势不好，去找个地方开店很好找，最怕就是厂子突然倒掉。”
在樟木头的沿途，到处都能看到“清债”、“办证”、“厂房租售”、“商铺转让”的广告招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某某厂的倒掉。每年接近年关，东莞的工业区总会变得鸡飞狗跳。工厂倒闭，除了拖欠工人工资、甩给当地政府一颗烫手山芋外，通常还会拖垮产业链下端的一批小工厂以及一群供应商。
在天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的王洪江，最终在当地街道办、派出所和政法委书记的劝说下走了下来，“李书记和我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跟踪到底，把这个老板绳之以法。说句良心话，谁也不想死，李书记提到老婆小孩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希望了。”王洪江摸着刚刚打完点滴的手上的纱布，显得异常疲惫。
恒强盛老板孙国平在《致债权人的信》中这样解释工厂破产的原因，“在今年严酷的经济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迫于无奈选择不辞而别。原因有三：一是美金升值，订单下降，原本可以赚钱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亏本的东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将微薄的利润挤压为负；三是贷款难收，到处求爹喊奶，像孙子一样收款，夜不能寐，急出一身冷汗。”孙国平还说，“不少供应商都知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为三四百人的生存操心实在太苦太累，如今金融风暴之际，生意特别难做。整天面对众多供应商追偿，原材料供应又不及时，生产时断时续，我只能选择放弃。”
但供应商们没有相信这位原本“忠厚”的“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借金融风暴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的走佬计划。

小老板的过冬计划

肖功俊是东莞市大朗镇屹立印刷公司的老板。9月以来，他以一个小工厂主的身份，在广东几家报纸上发表《东莞10亿“利市”，拿出不易分配更难》、《谁来引领我们中小企业前行?》、《“求大”或会误导企业》等9篇评论，从而在东莞企业主中声名鹊起。在被“我是梁山伯”于《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一文中致敬之后，他欲以“我是祝英台”撰文回应。
下午5点，肖功俊的工厂便已歇工，他开着黑色别克将在艺术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接回办公室后，抽起“五叶神”来，偶尔接到催货的电话，他便耐心解释。 “今年特别难做，去年开始难，今年特别难。我的厂，今年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水灾，我这里就损失了100多万元。”2000年，在中央级研究院做过电子工程研究的肖功俊创办了这家小印刷厂，8年来他只有四个月出现过亏损，“2007年一个月；今年2月份过春节，生意非常差；再一个是六七月份，6月是因为水灾，7月份是没定单。”
肖功俊的印刷厂主要是给一些电子厂做包装盒、说明书、吊牌，处在产业链的下端。从去年5月开始，他开始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竞争者增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劳动成本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就算有订单也很难做，因为做下去是亏损的。即便帐面不亏，但是货款不能及时回笼，风险太大。加上现在经济环境、法制环境非常不好。动不动就遇上走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损失，去年一次，今年有两次”。
今年，就在肖功俊所在的沙步土地坑工业区就有七八家皮革、电子厂倒闭，“有些是山寨工厂，有一家从水灾到现在都没有开门”。
肖功俊从几个细节感觉到金融海啸对东莞的影响。一是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多请假，理由是“弟弟或者亲戚的厂倒闭了，要到车站送他回家，以前没有这样的请假理由”。二是大朗汽车站的返乡潮提前到来，“以前这个时候回湖南邵阳是134块，现在回家的人多，票价涨到了220或230块，跟过去春运一个价。”
原材料涨30％、工人薪资涨40％、订单缩减3Q％……压得肖功俊喘不过气，纸张从去年年初的每吨6300元左右，攀升到现在每吨约8000 元。劳动力成本由去年的每月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1200元左右。印刷厂的利润比去年下降了5成，以前效益最好时每月能赚10多万元，如今只有两三万元。
东莞市长安镇荣发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陈秀鹏已经4年没有出去旅游，一双皮鞋穿了一两年没换，“一是忙，二是做生意难挣到钱”。为了节省开支熬过经济危机，他将厂房里的三根灯管拆成只剩一根，对工人宿舍用电也用电表控制，自己24小时待在厂里，许多事情亲历亲为。
东莞市长安镇祥宇五金厂的老板易冰也发现，因为金融危机，身边的许多同行变得小心翼翼，“很多人有生意都不敢去做，都是怕自己拿材料帮别人做了，几个月后收不到钱。”他所在的五金业，许多工厂处于半停厂状态，有的正大批裁员，“反正快到过年了，有些工人宁愿回家待两个月，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再决定是不是出来做工。”
计划一：减少人数，身兼多职。比如让文员兼职管理仓库，会计兼职人事经理。计划二：老板亲自抓采购，将采购销售两头各吃5％回扣的额外成本削减掉。计划三：或者学习日本企业生产管理方式提高生产力，或者干脆“冬眠”，或者缩小规模，将500人减成100人，留下一二十个骨干搞技术，关闭生产线转做贸易，订单照接，转发给其他工厂生产，减少风险。计划四：上下游几个工厂合成一个进行生产，不合并不重组，你还算你，我还算我，但这样可以省掉租金，节省生产成本，风险和利益共担，等经济转暖，就可东山再起，计划五：引入阿里巴巴的“三企互保贷款”，三家企业联合起来一起贷款，如果一家企业出现了风险，另外两家一起承担，这样几家企业“抱团取暖”能减少风险促成紧密合作。
肖功俊对2009年的预期是“前途迷茫”，“2009年能不能好就看7月，因为圣诞节和感恩节的产品生产旺季都是在7月至11月，如果7月份没有圣诞节的好消息，没有显示出转暖的迹象，那就麻烦了。”

谁的东莞?

“东莞到底是谁的东莞?是160万人的东莞，还是1200万人的东莞?现在在东莞的1000万产业工人没有幸福可言，这里除了宿舍就是工厂，连家都没有，这是个问题。”
肖功俊所担心的是，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一代打工族能吃苦耐劳，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打工族已经“靠不住了”，“家里要是受点委屈，还可以找村干部评理，在东莞打工经常要吃哑巴亏。东莞这座城市也非常困惑，留人也不是，不留也不是，如果全部走了，剩下一堆工厂土地，怎么办?”
天涯网友“摩陀”写道：“我在东莞待了六七年，见证了这个城市的部分发展，没有家的感觉。经济衰退潮来临之际，民工兄弟姐妹在常平火车站返乡，昔日各镇区熙熙攘攘热闹的景面也变得肃静起来，秋意正浓，冬天来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做好防寒措施了吗?”
来自四川南充的打工诗人、农民工人大代表郑小琼是众多打工者中幸运的一位，但她并没有东莞户口，也完全支付不起在东莞买房的首付，7月份，她辞去上海铭好贸易有限公司东莞销售业务员的工作，不再推销丝攻、铣刀、螺纹塞规和搓丝板，转而参加广东省作协一个扶助农民工写作者的学习项目，“我并不认为东莞经济的冬天来了，我反倒认为这给东莞企业盼升级带来了机会，现在说东莞的冬天来了，还有点早，可能在过完年后，才是真正的冬天，还会有相当多的企业比现在生存更为窘迫”。
她依然清晰地记得，2001年刚到东莞，她就被莞樟路一带借招工幌子骗人的工厂所骗，而她刚到一家家具厂上班才三个月，就遇到了“9·11事件”对东莞家具业的冲击，郑小琼成为被裁员的员工之一。她的东莞8年，基本在工厂里度过，六年在东坑镇，一年在常平镇，待过塑料厂、玩具厂、家具厂、鞋厂。“这8年是东莞极其兴盛的8年，对于东莞，我一直深怀感情，现实中它给我的内心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愉快，我把青春丢失在这个城市，时间会把这座城市慢慢融入到我的骨肉，这种融入的过程是尖锐的疼痛，也是一种无奈的心酸，我想我的感受对于这个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相同，我们也许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留给我们加班、低薪的不愉快，但若干年回过头看，你在这个城市遇到的不幸与苦难，幸福与喜悦，都会是另一种风景。”
郑小琼说，东莞的“打工诗人”群体，大多是工厂里的文员、拉组长、内刊编辑，他们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混得好的，慢慢进入了广告公司或工厂管理层。她并不愿意将8月1日因无法支撑房贷重负而选择上吊自杀的吾同树归入“打工诗人”之列，理由是“他2005年毕业来东莞工作，便将户口由单位迁入东莞，两年又开始供房。而我或者刘大程，陶天财等‘打工诗人’群体来东莞8年以上，连在这里买房的可能性基本都没有，‘打工诗人’中大部分都没有迁户，也不可能供房”。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这是令郑小琼成名的其中一首诗。
很难说，选择自杀的“东莞诗人”吾同树是被金融危机所累，还是失业所累，总之，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写下了这样一首名为《消失》的诗：“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