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新任总理朱镕基召见柳传志,向他了解中国企业存在的问题,柳传志直言不讳地说,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地变化,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政策风险,让他们这些做企业的常常感到战战兢兢。
柳传志说这番话有可能是在给他正在做的联想改制埋个伏笔。1997年,他刚刚在公司成立职工持股会,说服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同意将国有股的35%股权出让给联想的员工。这是他以“拐大弯”的方式,通过精心的设计策划和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达成的成果。但他心里还不踏实,那时候柳倪之争还未结束,倪光南告他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直到1999年这件事才结案,上级通过调查认定柳传志是清白的,倪光南从联想出局。
在过去的10年里,国企改制和国退民进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大主线。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公司的变革如果按主题来分界,1998年正好是一条分界线,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但后者的改革一直是在政策界定混沌不清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这里既充满了可钻的政策漏洞,也布满了政策陷阱和风险。
在这场企业产权改革的浪潮中,为数不少的优秀企业家,如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科龙的潘宁等都栽了跟头,前两个锒铛入狱,后一个黯然远走加拿大,而海尔、长虹、海信、春兰等企业的改制方案都先后被叫停,中途夭折。
在复杂的环境和巨大的风险下,企业的产权改革无疑是一场冒险游戏。但在明晰联想的股权上,柳传志却表现出了超人一等的政治家般的谋略和远见,以及与现行体制周旋的决心与耐心。“既要改革,还不能做改革的牺牲者”,这是他给产权改革所定的原则。2000年,联想职工持股会拥有的35%股权分红正式派发,柳传志和与他一起创业的伙伴们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
同样以“拐大弯”的方式,2000年,柳传志在自己56岁,离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还差四年的时候,就平滑妥善地解决了接班人问题。而与柳传志声望相当的同时代企业家,如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等,至今接班人问题仍然悬而未解,成为影响企业未来走向的一大隐患。
2000年是柳传志24年从商史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柳传志将联想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他精心培养的两位接班人杨元庆和郭为,自己则“退居二线”。在外界看来,柳传志时代将自此谢幕,之后他将放马南山,颐养天年,以高尔夫和旅游作伴。但谁也没想到他在半退休状态下,在联想控股——这家代表大股东中国科学院,从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每年获取分红的母公司里,又开创出一片全新的事业,再造出多个“新联想”。自己也漂亮地完成了从一个实业家向一个长袖善舞的资本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