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限薪令”，有些企业甚至打出了高管“年薪1元”的口号。不管怎么说，这种姿态值得肯定。当然，所有人也明白，要解决薪酬矛盾，不是一个数字高低的问题，更非一个“限”字那般简单———     **

    支玲琳：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被屡屡提出，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祸起于该行业，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薪酬确实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么大的薪酬差距？而这么大的差距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 **

    赵锡军：金融行业为什么报酬特别高？这个问题的成因非常复杂，有历史的原因，有经济发展的原因，也基于行业的地位和盈利能力。那么，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到了该扭转的时候？我们看到，近日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行业限薪，奥巴马甚至直斥高管拿高薪“可耻”。要知道，金融业在美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市场机制比我们也相对发达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统发出这样的声音，应该是代表了美国的主流价值和判断，即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所获得的回报与社会贡献度不成正比。 **

    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金融行业经过这几年的股份制改革，盈利状况逐步好转，贡献率也正在逐步上升。但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众所周知，我们金融国企的高管并非经理人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业绩回报靠的是高管和行业自身的能力，还是因为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垄断地位等竞争以外的因素。如果能够明确剔除上述因素，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行业实际回报和高管的盈利能力如何，然后据此制订一个合适的薪酬体系。但现在混在一起，确实很难辨清。 **

    文跃然：金融高管的薪酬究竟多高范围内合适？真的是很难给出一个标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相对于国资委所管理的其他国企高管而言，我们对金融行业高管的约束确实没有那么严格。像国资委，既管乌纱帽，又管考核、薪酬，对企业情报的掌握相对准确，它能管得住下面的高管。但是金融高管不同。所以，目前这方面监管所暴露出来的真空地带，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支玲琳：问题的焦点在于，在熊市的情况下，为什么金融高管可以这般旱涝保收？很多人问，这到底有没有和业绩挂钩？ **

    文跃然：就我个人理解，无论是去年的“平安”还是这次的“国泰君安”事件，都应该是有制度可循的，也应该是和业绩挂钩的，否则没有人可以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不过即便如此，大家现在还是觉得高，而且太高了。正如上面所述，在国有资本占绝大多数的金融结构下，导致了市场不充分竞争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行业和高管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人们也不会认同高管该拿到过高的高薪。 **

    所以现在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该和业绩挂钩，而是在道德层面是否合理。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一些人面临着减薪、失业的压力，可能更会加深对收入分配不正义、不公平的感受。因此，高管薪酬问题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个绩效问题，还是个道德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背后所掺杂的情绪和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

    支玲琳：可能我们的高管薪酬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漏洞，但就总体而言，应该还是合法、合规的。而且即便制度完善、竞争充分如美国，高管薪酬同样如今也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要想追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或许并不现实。那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究竟该如何面对薪酬差距矛盾呢？ **

    文跃然：我想强调的是，舆论的正确引导非常关键。但是现在有点一边倒的倾向，几乎所有人都在声讨，我们要注意疏导这样一种情绪。在当前形势下，作出一定的姿态来限薪，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但至于这个限的标准是多高，是280万元年薪，还是更高或者更低，应该还是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任何控制高管薪酬的政策都要在事先作很仔细的研究，要把能够预想到的问题都尽量想清楚，这样才不至于抚慰了一部分人的同时又打击了另一部分群体。作为直接参与中国经济运转的关键人群，高管的积极性，同样需要保护和激励。 **

    其次，用立法的方式，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中国的国企占了大半壁江山，如此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高管的薪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分配？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不同的判断。除了理解不同，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从效果来看，简单的行政规章、办法可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得启动立法的程序。如果有一个《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或者《考核与薪酬法》，那么就可以通过法律框架，把高管的任免、决策方式、薪酬水平和结构确立下来，形成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标准和底线。对企业高管们而言，这也是一个硬性约束。因为万一逾矩，那就不是简单的违规，而是违法了。 **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更大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坦率说，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头数得过来，即便他们一分不拿，白作贡献，对社会薪酬矛盾的解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更关键的，还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多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