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6日，著名影星李连杰旗下的慈善组织壹基金和开心网宣布双方将展开合作。李连杰希望通过合作接触到开心网4000万注册用户，这样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为壹基金贡献自己微小的一份力量，从而将之汇聚成川。而开心网则希望通过李连杰巨大的名人效应扩大网站流量，并将流量转化为广告收入。

根据CNNIC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3.38亿，居全球首位。如此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对于任何机构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慈善机构也不例外。在这个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与开心网的合作模式证明有效，那么李连杰领导下的壹基金如何保证其后合作的网站不会打着壹基金的旗号从事有悖于合作初衷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李连杰一时难以给予一个完整的回答。这也难怪，不仅是壹基金如何确保合作伙伴的信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算是中国的整个慈善体系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文发表于博锐管理在线|www.boraid.com|26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只专门团队宣布了汶川地震捐款去向。截至今年4月30日，汶川地震捐款总数，包括资金和物资在内，达到了767.12亿元。调研发现，捐款中的资金可能有58.1%流向了可接受社会捐款的政府部门，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系统，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会。

这样，全国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

这个数据很值得玩味，因为在欧美发达国家，NGO（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与政府相比，它们能够以较低成本向社会提供服务，因此更容易形成“小政府，大社会”这样健康的社会管理形态。在这些国家，民众一般不会将捐款交给政府部门，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在此方面的公信力低于NGO组织；政府一般也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在特殊情况下接受了捐赠，政府部门也会交由NGO，由它们以更专业的方式去分配。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现实的问题是“一些NGO组织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来使用。”

一些中国民间的慈善机构最近也遭到各方面的质疑，最典型的代表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以收留和培养服刑人员子女而闻名的太阳村。这些年，太阳村在接受社会财物捐赠的同时，也在从事各种商业经营，因此被质疑有靠公益进行敛财的嫌疑。但这是个什么机构？可以从事哪些事务？谁也说不清，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条款的明文规定。

以上种种公益的非公益化转向，折射出了中国公益事业从意识形态到监管渠道等多方面的问题。

由此，诞生出一个新的思路——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发展，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具备一定商业能力的社会企业来运作，以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持续稳定地发挥价值。这样，就需要一些统一的标准限制，因为一个人具有善心、爱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此人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例如，国际知名的公益基金会像商业组织一样具有清晰的业务流程，管理人员也都是专业人士，这样的基金会也会积极地参与投资，寻求投资回报，但是投资回报的用途具有严格的程序保证用于公益事业，而不是为基金发起人或者管理层所私有，企业自身有着严格的盈利上限。正因为有这样的用途保证，公益金的收益才有免税的可能。

中国的公益体系正在向专业化发展的路途中，然而在此过程中爆出的种种欺诈行为损害了公益体系的信用，也为公益体系转型设置了社会障碍。由此，在鱼龙混杂的公益体系中，以名人为后盾公益组织自然获得了更多的信任。李连杰旗下的壹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通过名人效应，以私募基金的方式号召全社会参与，集合各方力量打造慈善产业链——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提供平台支撑的也可以随时加入进来。他在开创一种全新的NGO模式——社会企业。

如今，李连杰已经颇具职业CEO的模样。他介绍说，目前的慈善组织分为三大类：一是企业公民，比如微软、阿朗这样的企业都有专设的部门来做公益；二是诸如红十字会这样的全球性公益协会，有专项政府资金支持其运营；第三种则是一些民间组织，完全靠集结公众的奉献来做慈善，无法长期可持续运转。壹基金是第四种模式，如果尝试成功可为后来者做标榜。

但是，这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李连杰名人兼富翁提出将NGO进行企业化运作，你还会相信壹基金么？看来，公益事业的专业化运作依旧是道阻且长，直到当有一天形成了统一的行业自律标准和完善的社会监管体制，普通人也能经营的非政府性NGO将成为能够“经世济人”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