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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郎咸平:《2008中国经济走势》,同时也摘录了张维迎先生等其他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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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尤其是中国遇到的通胀困境既有自身过去长期错误政策的原因,现在遇到美元激烈贬值,令通胀更加难控,全面传导。

这是美元过去、现在泛滥发行的结果,当然,就如美林所说,亚洲国家(就是中国)补贴(控制要素价格)和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来维持自己出口的做法,加深了失衡程度但延缓了危机到来的时间,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其破坏威力更大。罪魁祸首是美国和中国。


这次全球通胀几种可能1,长期化,慢慢消化,全球滞胀。2,全球动荡,政治变革。3,全球提高利率,紧锁,萧条。


中国承受的是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通胀,而农产品一方面是因为能源等基础要素上涨(美元+需求因素)而成本提高,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以免费出租土地(包括其他廉价资源)给出口企业换取纸币,牺牲了农业耕地。第三个就是长期抛弃农民的结果,现在搞得城市化终于让农民开始报复,大家都不种地,而进城务工。

所以,左右中国通胀的是美元汇率(jb之所忧虑),其次,是农业,但是若要解决农业长期问题(金字塔底部已经空了,上层经济已经摇摇欲坠),就要放开当前的粮价,大幅上涨,刺激生产,但这会带来暂时的更高通胀。


任何有效抑制通胀的货币政策,都要忍受经济大幅回落,资产价格崩溃,正因为如此,美国持续贬值的做法可以被怀疑为“无意”的阴谋。(这个需要另外详谈)


中国股市毫无疑问会在迎击通胀中被牺牲,因为政府更大的压力在物价,人人都要吃饭,但并不是人人都会持股。


中国股市从来不是一个正常市场,而去年泡沫和今年大熊,是供求失衡导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现在还没有变坏或者说明显变坏,货币政策虽然紧缩,但是货币供应量并没有。

资产/资金的供求失衡是政府的行为,因为它实施了供求管制,同时,高市盈率IPO也是监管层默许,因此说,大起大落的责任在政府,其次是机构投资者。


当前,“救不救市”是个伪问题,正常市场本不用救,而崩溃的市场则必须救。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资产市场如果崩溃,那么会连累实体经济,从而迎来萧条。如果能够保持资产市场不大跌(当然更不能大涨),才能赢得稳定空间,扩大内需。不能等股市崩溃了再来救,那个时候已经丧失信心,已经蔓延到整个经济。

所以说,救市,并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自身的问题,他是整个宏观经济一个重要环节。股市崩溃带来的问题是1,中国资产大幅缩水(鸡地皮蒸发)。2,信心崩溃3,洗劫中产,内需无力。4,过剩产能、金融坏账一大堆,如果重新刺激投资,相当于继续饮鸩止渴。


中国政府现在并没有考虑经济恶化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调控压制都不奏效,很可能忽视当前的一些经济回落信号的意义,认为宏调有功。中国被通胀、西藏、台湾等问题占用了精力,经济出现下滑,可能被认为是经济全方位紧缩政策的成果,但是,现在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滑,外需减缓,大量企业倒闭,不能过于认为是宏调内在起作用,而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内外两种力量与信心丧失的结合,可能导致经济迅速回落,暴露出更多问题。

还好,终于看到在双防之外,加上了一防:防止经济过快下滑。

防止经济过快下滑,首先要稳定资产市场,因为资产市场的暴跌,势必在外需减缓的情况下,内需骤减,到时候刺激(利率为0)也无济于事。


不过,市场上的救市论者,大都不太争气,形象本来不佳,又过于利益色彩,并计较于细微政策,狡辩,观感不好,而胡总的意气之争,更将这种救市的论战泡沫化,成为投资者嘈杂声音中的市井吵架,而政府看着这些刁民异常冷漠。

1,建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经济安全委员会,协调各部门,针对当前问题,明确方向,制定明确政策,而不能靠东抹西抹,不能让各部门扯皮,越是危机来临,部门越是会扯皮,扯你**皮,老大怎么当的。

2,停止所有资源出口,包括石油煤炭粮食等。建议调查粮食部门,去年粮食涨价的情况下(内外倒挂)出口960万吨粮食,换回现在已经贬值很多的美元(粮食不能分,钱能拿!),换回粮食系统数十年来第一次盈利,发国难财,应该抓起来。

3,放开粮食石油价格,实施针对性补贴(中低收入者)制度。

4,外汇储备也别出海抄底了,建立一个2000多亿美元(2万亿人民币)的虚拟基金,明确告诉市场,如果崩盘,该基金入场,看谁还砸,什么印花税,再融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信心。老大好好教育一下证监会,证监会好好教育一下机构,***,就知道high,穿上裤子不认账。

5,储备石油/粮食。石油储备估计还是有的,都为了防备台海,多少就不知道(我d最诡异的是从南非进口大量石油,而南非不产石油),粮食问题长期化,要有充足储备和准备,今年天气不好,种植意愿也大幅下降。最好笑的是大豆,头两个月进口与去年同比增加了一倍还多,3月末还大量进口(有一天超过10万吨,惊动美国审批部门),现在期货价格又全线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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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3 10:32:03IP: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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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今年很大问题是制度性的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8年03月14日 19:45
    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绝对不是立场的分歧,不是说有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穷人,另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富人,经济学家的分歧是因为他们对政策的效果达到的目的的效果不同的分歧。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讨论问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今年很大问题是制度性的

    什么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英才》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对话张维迎时,这位善于思考的经济学家从另一些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一命题通过体制改革来解析。

    应该说2008年中国经济还是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全球经济的震荡和波动必然会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冲击一定会对中国有所影响,这是不容质疑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了,但在开放当中怎么去实行宏观政策,可以说我们是非常没有经验的。好多我们在封闭体制制定的政策,在开放经济中带来的效果,并不会很理想。比如,开放经济中,汇率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但美国担心经济萧条,要降低利率,这样中美利差会越来越大,就会有利用汇率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行为发生,从而引起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影响到控制通胀的效果。所以,还要考虑别人在实行什么政策,政策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还有就是从2008年之后的很大问题是制度性的,比如我们过去推行市场化改革,比较明显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现在实行比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但现在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人为的把劳动力成本提高,会使得劳动力市场变得僵化,好多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就成了问题,在雇用劳动力的时候企业会变得谨慎,同时,这可能引起大量的新的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使社会失业率上升,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这进一步是对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形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目前所依靠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如果我们急速地把劳动力成本推上去,短期内不可能在技术方面有飞跃发展,这就会导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这样,出口和国内增长的问题都将面临很大考验。总体来看,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挑战,这个挑战有过去若干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也有我们政策处理不当带来的因素。

    对于更加开放了的中国经济,政府行为政策的随意性或者不确定性显然是会带来很大伤害的。张维迎认为,作为经济学家是有责任提醒政府规避这种行为所带来的风险。

    政策处理不当是源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比如,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必然是在大家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如果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那么企业可能在广告上投入巨大,而在研发上没有足够的投入,经过若干年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有利的优势将消失殆尽。现在,我们从各大商场和家电制造商情况来看,好多国外家电企业劲头比我们更大,而我们原来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缩小。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有人提到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制度,就是规范政府行为,将政府行为约束在法律框架下。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政府对民众的承诺,有了这个承诺,民众才能合理的预期政府的行为,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民众才能进行合理的选择。宪政改革,就是怎么使得政府不能因为一些短期利益,而采取一些不当的措施。政府本身也和普通人一样,如果只考虑眼前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积累下长期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提醒政府要避免的。政府无论是什么民主体制,当前的政府一定有短线行为的趋向,美国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要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政府的活动范围过宽,那么政府的短期行为对经济发展,社发展会影响比较大。但如果政府的行为范围比较窄,严格控制在法律跨度之内,即使有追求短期行为,那么对社会经济的伤害也不会很大。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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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与商学院的责任
[ 2007-12-5 8:58:00 | By: zhangweiying ]
 
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否实现飞跃,能不能象预期的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增长的源泉能不能从新的小企业的进入转向现有企业的扩张。换句话说,现有企业的规模不能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很难继续保持下去。国外最近一项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80年代这4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2/3来自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大,1/3来自新企业的进入。在中国,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研究,但估计至少有2/3的增长来自于新企业的进入,不足1/3的增长来自现有企业的扩大。这种趋势会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与职业经理人很有关系。

  一、职业经理的出现

  如果家里要雇一个保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能干、利索的人。但这还不够,你可能还希望她是一个比较可靠、值得信任的人。同样的,对于企业来说,应当如何挑选一个称职的经理,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和健康成长?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职业经理出现的背景及其存在的制度基础。

  在西方,职业经理人大体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这是因为上个世纪后30年出现了以铁路运输、电报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规模经济更为明显。但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对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所有者管理企业的能力显得越来越不足,对职业经理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出现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由此可见,职业经理人是相对于企业的所有者而言的。一方面,企业是别人的,职业经理不过是在为别人做事,是企业的“保姆”,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企业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职业经理是伴随现代大企业的出现而出现的。职业经理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小企业多数由所有者自己管理。这是大企业与小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重要区别之一。

  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大企业非常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国有大企业。真正的大企业是指经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大企业。只有经过市场上严酷的竞争而形成的大企业,才是效率高的企业。而经过国家计划,通过掠夺资源、无偿的大规模投资而“做”出的一个大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效率却往往不高。例如,中国已有几家企业进入财富500强,包括银行、粮油进出口和石化等行业的企业。但它们不是靠效率占领市场,而是靠垄断占领市场。最明显的例子是银行。四大银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些企业进入500强,不是因为服务质量高、资产经营好或者效率高。他们能够存在并做得很大,是因为国家不允许非国有银行出现。(现在虽然有一些小的股份制的银行,但因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加上国家在有关政策上对他们也不利,它们的成长还要假以时日。)这些企业进入500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垄断。大家知道,垄断的主要结果就是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500强并不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它甚至意味着这些企业比不进入500强占有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对这些所谓的大企业谈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一个非竞争性、非市场行为的企业中人们没有积极性选择职业经理,也无法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评价。

  二、职业经理职业道德

  如何正确评价经理的能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个合格的经理,需要具备两条:一是合格的经营能力,二是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两条缺一不可,仅有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职业道德作保证。这不仅对每个企业很重要,对整个国家也很重要(对于后者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如果职业经理缺乏足够的、可让人信赖的职业道德,这样的经理不但对企业没有好处,而且有很大的坏处(比如由于影响别人而产生负的外部性)。如果代理人不值得信赖,有哪一个老板肯把企业交给他管理呢?

  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具有职业道德的经理人,中国就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大企业。国有企业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但是,国有企业考虑职业道德问题存在某些制度障碍,因为他们不是由所有者自己来选择职业经理人。现在大家经常称国企经理为老板,实际上他们不是老板,只是掌柜的,而不是东家。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国企经营者为什么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因为政府指派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这是他们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而在其它国家,政府没有权力任命经理,经理――企业的“保姆”由谁选?是由企业所有者决定的。企业的所有者为什么选择你?至少有两条:一是相信你比他能干,知识水平比他高,管理技能比他强。就象一只母鸡在他手里一天只能下一只蛋,而在你手里一天能下两只蛋。二是他相信你,也就是说这两只蛋你不会炒着吃了,即使吃也不会超过一个。如果你吃了一个半,他就没有必要用你了。所以,由所有者选择职业经理的好处是它可以保证职业经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正常的作用。换句话说,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应该在具有健全的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明确。

  但是即使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者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和激励也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企业处于动态之中。一个所有者评价代理人的能力如何,是不是可信赖,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信息不对称,也就是所有者很难了解作为代理人的职业经理所掌握的信息,经理有可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让经理有积极性为他工作,或者说如何才能减少经理的道德风险?在西方,有三个条件来规范和保证:

  1、法律。从法律上说,经理就是公司的代理人。所谓代理人,就是别人委托你做决策、采取行动,他们来承担责任。如何保护那些承担责任的人的利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保护那些承担责任的人的利益,他们才愿意把企业交给你。一般地说,这方面有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来保障。

  2、内部激励机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怎样才能使每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又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呢?这需要有很好的内部激励机制。特别地,它要求代理人的收益与所有者的收益正相关。简单地说,你给老板赚的钱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经理拿工资、红利还不够,最后还要拿股票期权,而且业绩越好,代理人收益就越高。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企业按股票收益率划分,处在第30%的位置上的CEO的总收益与第70%的位置比相差400万,与第90%的比相差900万。

  3、职业道德。仅有这些还不够,法律和内部激励有时候会“失灵”或实施的成本过高,这时,职业道德很重要。例如法律对代理人的要求有这样几点:

  (1)尽心。管理企业要有足够的精力花在上面,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职业经理把他的时间和精力配置到本职工作上来,他们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或契约义务。

  (2)忠诚。经理不能把公司的财产变成自己的,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必须站在公司一面。比如你在A、B两公司均控股,A公司占10%,B公司占20%,如果B公司向A公司卖东西,你肯定喜欢把价格定得高一点,因为每提高一点,A公司损失一毛,B公司赚回两毛,这就不符合忠诚。(这实际上是一种关联交易。)忠诚也要求你因为企业的业务活动拿了回扣要写在账上,报告企业。

  (3)谨慎。职业经理要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管理公司。

  但是,法律所能处理问题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能看见并且法院能够确证。企业中很多合约与行为只有一方能看到而另一方看不到。作为经理的你是否偷了企业的资产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但老板并不知道;即使你知道,老板也知道,但法院无法确认也不行。同样的,企业内的合同一般是不完备合同,比如企业的股东有多少,谁能讲清楚?法院也讲不清楚。

  而且,什么叫尽心?什么叫忠诚?什么叫谨慎?上述每一条都无法完全由法律作清楚的规定,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不可证实的。例如我们常说玩忽职守,但玩忽职守是很难判断的,只有极端的情况才能判定。理论上说拿了回扣应该报告公司,但一般是不会报告的。既然拿了就不报告,否则就不拿。实际上,即使在法官的判案水平很高的西方,也有判不清的时候。他们的公司制度也只能根据法律的逐步完善一步步建立。更别说在中国了。实际上,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法律依据来判断一个代理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代理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因此,在法律之外还应当有其他的机制来规范和约束职业经理。

  其次,内部激励机制的激励合同只能建立在可观察的指标上。比如今年赚了多少利润,就奖励多少。假定利润是可观察的,但很多经营行为不仅关系到今年的利润,还涉及到明年、后年的利润。如果仅按今年的利润奖励你,你就可能在聘人、设备等方面想办法,把企业今年的利润搞得很高,然后拿着钱跑了。在利润指标可以操纵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比如有些上市公司。

  实际上,西方的企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除了有好的法律体糸和好的激励机制保障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这些经理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经理都是好的)。比如IBM有几十万的股东,彼此互不相识,经理与股东之间基本上也不认识,股东凭什么把钱交给经理来管理?就是因为这些经理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种良好的职业道德弱化了股东的投资风险,同时还激发了他们的投资积极性。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尤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大家都说中国缺少企业家,缺少有才能的人。但我不这样看。中国可能并不缺少企业家,也不缺少想当老板的人,而是缺少愿意为老板服务、诚心为老板服务的职业经理人。

  外国企业,如摩托罗拉,可以派一个总部的人到中国担任其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并被授予人事权、投资权、销售权等。这个经理的权力可以很大,也可以干得很好,将企业做得很大。设想一下中国的企业。假如中国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被派到美国的分公司当总经理,三年后这个分公司会成什么样呢?可能会做得很好,但更可能发生的是公司办得很差或者死了,而他自己却把公司的客户拉走并另外办起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现在民营企业的苦恼也是如此。比如,希望集团的老总,他最担心什么?他最担心的不是产品,不是市场,而是担心自己派到外地分公司的经理过几年也办一个饲料公司与他来竞争。有人认为,中国的企业要想做好、做大,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好的技术、好的产品和好的市场。这些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假如你有好产品,技术含量也很高,市场也很好,但卖产品的钱会不会进你的腰包?如果这些钱进不了你的腰包里,你就可能宁肯把市场做小也不愿做大。企业不可能做大,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并没有在这里对经理职业道德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很多,大量的行为无法确定,比如跳槽,特别是科技人员的跳槽,等。应该说,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人力资源流动是正常的。但是,假如一个企业花了很多钱送你到美国读MBA,读完后你的身价高了,就不回来了。这是不是不道德行为?近日炒得火热的是“集体跳槽”,很多管理人员,如管财务的、管市场营销的,特别是负责技术工作的经理,一旦市场打开,就和老总谈判,以辞职相要挟提价且要价很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郑州百文的兴衰。

  郑州百文原是搞小百货批发的公司,逐渐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营销网,据说长虹的销售主要就是靠郑州百文,但长虹电视最近的销售出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与郑州百文垮下来有关。郑州百文是怎么垮下来的?是因为一些外地销售分公司的经理利用郑州百文的钱建起了自己的销售网。这种例子过去早就有过。例如山西票号各地掌柜的都是从平遥、太谷派出去的。他们不敢用当地的人,主要就是信任问题。许多公司在扩展的过程中,也都不敢用当地人而是从总部派人。但总部的人力供给能力总是有限的。海尔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很多外企进入中国后,希望员工本地化,但难度很大,关键是找不到能力上合适且又忠诚的人。许多经理利用跳槽来与公司讨价还价,致使外企员工本地化的速度放慢。

  可以说,中国的企业能不能长大,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平。有人悲观地说,华人世界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小企业,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偶尔有个大企业象李嘉诚的企业出现,也不过是靠家族管理来维持的。企业靠家族、朋友、老乡来管理,终究会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更何况,如果道德水准不高,家族、朋友、老乡也会背叛企业。当然,对于企业而言,小企业也可以活得很好,不一定非得长大。但对于国家来说,如果缺少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有人承担起培养合格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商学院可以说是责无旁贷。

  三、职业经理的培养与中国商学院的责任

  商学院的责任是什么,商学院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商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培养管理人才。商学院培养的不是老板,而是职业经理,是为别人管理财产、管理企业的人。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是由其个性决定的,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也可能成为企业家、成为老板;而研究生、博士生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老板。但职业经理是可以培养的,因为经理管理的是某一个具体的管理性工作,制定程序化的、专业化很强的决策。当然,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也会自己创业,特别是在IT产业。

  在培养代理人的过程中,仅仅教给学生如何管理的知识,以后是否有人愿意用他们呢?值得怀疑。所以,还要教给他们职业道德,尽管这样做很不容易。首先,要从意识上重视起来,所有的教师都要把道德教育融入到会计、财务分析、管理等教学内容中去,告诉学生应该具有的起码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其次,要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哪些行为符合职业道德,哪些行为不符合职业道德。再次,在邀请企业界人士来校做报告时,注重职业道德方面的言传身教,避免错误导向。最后,还要开设专门的职业道德课程,细致地研究哪一类职业经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也请企业高层领导人员、人事总监来告诉学生和老师,他们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过去,由于是国有企业,大家都不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你“偷”他也“偷”,你不“偷”他也“偷”。但现在不同了,在国家放开中小企业的时候,要使小企业成长起来,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再沿用以前的思维方式、以前的做法肯定是不行了。如果国家从法律上、企业从激励机制上、学校从教育上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能够培养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职业经理。我们的企业也就会有希望,我们的国家也就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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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解读从紧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楼市和就业影响
2007年12月10日 00:43 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

 


  从紧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楼市、就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走势,更影响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年的CPI持续上涨,让不少人感受到了物价的压力。那么明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够让CPI放慢脚步吗?2007年还是一个难得的大牛市,股指从2000多点最高飚升至6000多点,许多投资者都在期待2008年奥运概念下的中国股市,而从紧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影响明年股市的走向?2007年,还有一个不断上涨的数据是房价。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房价全面普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够让房价降下来吗?

  除了CPI、股市、楼市,人们还关心从紧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从紧货币政策必将使经济增长放慢,那么我们的饭碗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马洪涛:“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不能够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我们经济增长是否健康,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很高兴的看到最近4年GDP一直以两位数在增长,所以大家很担心我们实行这样适度从紧,我们实行这样从紧货币政策之后,会不会把我们GDP增长速度掉下来。”

  樊纲:“你要是判断现在增长速度是过高的,这掉下点。”

  马洪涛:“掉下来反而是健康,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樊纲:“不是对了嘛,你不等于你现在的11%就是永远要11%下去,你11%过两年可能就是过热,这两年可能说只是过快还没有到过热,但是你如果继续下去可能就要产生过热的问题了,我们最终结果是经济长期稳定,而不是这一两年,不是看短期一两年短期增长速度掉一个点,两个点,掉一两个点我觉得反倒是好事,就可以持续使我们继续在接近两位数或者比较高的水平再增长,再增长下去,我不吸收看到大波大动,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真正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那个对中国经济损失太大。”

  马洪涛:“不久之前你曾经预测说,中国会有在20年之内持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你现在还会坚持这个看法吗?”

  樊纲:“只要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增长,中国再有10年,20年是不成问题,但是如果现在出现大波大动,现在出现一味下去单项泡沫形成的话,最后经过经济危机加以调整的话,那个还有没有10年,20年,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了,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到比较稳定的增长,不要太高但是能够持续的比较高。”

  马洪涛:“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在调整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之后,可能会让我们老百姓收入在短时间之内不像我们过去这一年一样增长这么快,我想老百姓还会很关心他们的生活会因为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调整说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比如说那些投资股市的投资者,这样一个从紧货币政策,是否会导致一个股市牛性的拐点?”

  樊纲:“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什么?如果一个市场,一个资本市场是单边的,永远的牛市下去,一定最后你不知道熊到什么程度,我从股民的角度来讲,我想也是一个不断有所调整,不出现单边大泡沫的局势,对长期来讲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马洪涛:“同样的分析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楼市上。”

  樊纲:“一样,美国楼市十几年现在在跌,不知道跌到什么程度,现在多少人在倒霉,公司在倒霉,牵扯了多少金融公司,全世界的金融公司都倒霉,而且造成原因之一,造成次级按揭贷款原因就是,当时大家都是一种单边(上涨)的心态。”

  马洪涛:“我们在深圳已经有调查表明,深圳的房价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下跌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包括其他的城市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些迹象,在你看来这样一种所谓的拐点是真的拐点还是假的拐点?”

  樊纲:“我觉得这样不断有所波动的市场比较正常,这说明什么,说明政策起了作用,政策在逆势而行,政策就要逆周期而动它才有用,它才叫政策,否则的话政策要推波助澜泡沫的话,他叫失职,这样使经济出现微调状态,而不是通过大泡沫,然后大危机等办法,大波大动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通过微调,小波小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经历这些过程,都看到这些风险,最多就是卖点楼不跳楼,这样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我更愿意看到它才能够实现稳定。”

  马洪涛:“确实我们大家也从这样一种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的宏观调控政策当中得到了好处,分享了这个发展的成果。当然提到这个紧缩或者提到从紧货币政策的话,我想很多观众会有方方面面一些疑问,比如说大家会关心股市,关心楼市,也有很多人关心我们就业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樊纲:“如果中国经济继续能够保持9%到10%的增长,那我们的就业就能持续增长,如果我们过热,短期内就业增长比较快,但是回过头来又出现前些年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危机了,那个时候就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现在很多外资的增长,我们很多外贸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了危机,这些投资者转到了中国,这个因素应该说是存在的,而我们要是出现一次危机,现在这些就业岗位会转到越南去,转到孟加拉国去,转到印度去,就业转出去再回来就不容易了。”

  马洪涛:“在十多年前我们实行比较从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当时中国老百姓可能有了钱之后唯一选择就是把钱放到银行里,现在我们再次实行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可能赚了钱之后还是要把第一选择放在银行里面。”

  樊纲:“应该说现在已经是选择越来越多样化,而且你说股市楼市要防止泡沫,也不等于它就已经是泡沫了,也不等于现在就会大跌,而且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健康稳定,不出大泡沫,你不投资,你要不投资全世界人都得来投资,我们现在外汇增长这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全世界人都在看好你,投资你,都到这儿来投资,说明我们投资价值在提高而不在降低,而且我相信从投资者角度,投资者更要看远期,更要看未来利益回报的话,他如果能够看到一个稳定增长经济的话,对他来讲更是一个投资好的机会。”

  马洪涛:“谢谢樊刚教授来到我们演播室,接受我们采访,也希望樊纲教授刚才已经解答了你对于从紧货币政策所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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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大变看中国通胀(转载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博客)

今年二月份中国的通胀率高达八点七,不可谓不严重。新春雪灾当然有影响,但怎样扣除其严重性仍在。此「胀」也,早在半年前就令人担心。这是骤眼看。中国的通胀真的是严重吗?很难说。

是不容易解释的通胀现象。如果佛利民仍在,有我在旁提点「怪」处,一下子他也不容易说出道理来。人民币量的增长率无疑过高,但为什么央行出尽八宝也不能把通胀压下去呢?单是去年,国内银行的储备金率提升了十一次,破了世界纪录,而利息率则记不起加了多少次。这些不是上选的压制通胀的方法,但西方的经验,是这些方法历来生效。然而,这一轮的中国通胀,老生常谈的杀手锏不灵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北京当局要压制通胀的决心:上述的两项货币政策大手下笔,其它宏观调控的措施五花八门。然而,中国的通胀我行我素!北京当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还有另一个不容易理解的现象。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上甚强,而强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当然,如果让人民币大幅上升,到了某一点通胀必会终止。这样做愚不可及:日本昔日的经验是前车可鉴,何况今天的中国要面对印度、越南等廉价劳力地区的竞争。问题是,历史的经验说,只要币值强劲,不升值也不会有通胀。换言之,像人民币那样强劲而还有百分之八的通胀率,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们要怎样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况呢?

六十年代在芝大跟进当时吵得热闹的货币理论时,以佛老为首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物价上升与通胀是两回事。他们认为通胀带来物价上升,但物价上升了不一定含意着通胀。佛老认为,通胀永远是货币的现象,必然牵涉到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这个重要但在观察上难以捉摸的话题。这是说,一次过的物价上升,没有带来再上升的预期,不是通胀。话题不肤浅,这里不详述。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的一部分是物价上升,不算是通胀,所以除非央行转用一篮子物品与人民币挂钩,采用西方的货币政策不容易生效。另一方面,很头痛,物价的不断上升会引起通胀预期,不是通胀也会变为通胀了。

首先要重复说过几次的: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好事。目前中国的通胀,绝大部分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使然。想想吧,中国农民的劳动人口,十之七八转到工商业去,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物价,怎可以不上升呢?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农地那么少,农产品之价不升农民的生活怎可以改进呢?关心农民的炎黄子孙,还是多花一块几毫购买农民的蔬菜,多花十元八块购买他们的猪肉吧。

细看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可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农民的生活急速改进,始于二○○○,农产品价格明显地上升,则起自二○○三。可能由中国带动,自二○○五年起,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在急升。我们农转工,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其它落后之邦也跟着农转工。以心为心,我们要向他们拍掌。如此一来,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因而急升了。严格来说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虽然目前我无从估计,中国农产品的物价上升,多少是起于农转工,多少是起于人民币量的变动,也无从估计这上升有多少是因为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急升而上升的。

今年二月,非农产品的物价只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六。真的是上升了吗?还是下降了?相对价格当然是下降了,但我认为实质上也是下降了的。这是因为原料的价格,尤其是金属那方面,进口的,这些日子上升得非常快!这几年中国低下阶层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观,在进口原料价格急升的情况下,非农产品的价格一年来只升了百分之一点六,反映着劳动的生产力也正在急升。从工业那方面看,中国不仅没有通胀,工人的生产力正在急升,抵消了一部分的原料升价,虽然最近的新劳动法是把这发展搞乱了。

上述是说,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一个主要原因是昔日的落后之邦,正在一起农转工地发展起来。无疑是由中国带动,没有理由反对大家的生活一起好起来。这个发展无可避免地导致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而工业需要的原料,尤其是金属性的,这些年的价格上升以倍数计。

外来的物价大变对中国当然有影响,但更头痛是两个其它问题。其一是金价与油价上升得很不正常:前者达每盎司美元一千;后者达每桶美元一百一十。这样的升幅是不可以用农转工来解释的。有两个其它解释,你选哪一个?一、中东局势不稳,伊朗战争随时可发;二、举世出现了通胀预期,而这预期最明显是反映在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上。不懂政治,但从报章读到的局势变动消息衡量,近来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与中东局势无关。余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麻烦:通胀预期是地球性地出现了。有传染性,不少外资跑到中国来找避难所。

地球性的通胀预期何自起?起自美元急泻。这是第二个头痛问题。从一九五三到父亲的店子学做生意到今天,我没有见过美元跌得那么厉害。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元一直强劲,举世争持美元,但五年前再攻伊拉克,这强势不再,跟着是倒转过来,弱势变得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的议员严重地做错了一件事:他们强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于是与美元脱钩,转钩一篮子货币。跟进人民币的国际汇率的朋友会知道,其后美元在那篮子的外币中的比重,逐步减低了。如果人民币继续单钩美元,美元不会跌到哪里去。如果人民币不钩美元,只钩其它,美元不知会跌到哪里去。如果局部钩美元,美元下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却下降了,是给美元拉下去的。后者不是经济学,是小学生的算术课程吧。

美国的经济历来举足轻重。世界经济大变,伊拉克之战显然打不过。政治我不懂,但在物价调整后,每天算,今天伊战比昔日越战的费用高出一倍。我同意佛利民说的,攻伊是大错。不同意佛老,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能否负担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费用或成本总要与利益比较一下。此比也,目前看,尤其是看美元与金、油价的走势,此战是输局。

如果美元继续下跌,美国的通胀急升是无可避免的。目前这通胀不明显,经济不景是原因。次按风暴当然不幸,但协助了美国债券还没有大跌。如果长期债券大跌,等于长线利率大升,联储局是无能为力的。昔日越战后的经验,岂不可鉴乎?这些可能的不幸我早就看到,但没有写出来。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还是发表了建议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文章,在同一天就给某评论骂了。不听老人言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不建议港元转钩,因为时日有别,局限是转变了。

世界大变,中国稳定自己可以协助稳定世界——虽然比不上美国那样重要。央行要做的还是我提出过的三点。一、约束钞票的发行量,不要多管钞票之外的货币量;二、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但要让这篮子的物价指数每年上升百分之三左右;三、解除汇管,把人民币放出去。这后者可以立刻舒缓人民币的上升压力,困难是一旦解除汇管,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的上升率应该是多少,要眼观六路才知道。我的水晶球说,如果新劳动法不变,目前中国的外贸顺差会在一年内变为逆差。到那时才放人民币出去,与今天相比亏蚀甚巨。

是世界大变吗?还是世界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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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也是次级债危机输家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8年04月09日 08:11
    据《香港商报》报道,郎咸平日前指出,美国发生次级债危机,中国也是输家。他提到,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出口有很大的影响,会通过间接效果影响中国经济。

    郎咸平表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在次级债危机中的直接损失不大,但他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国际银行转嫁危机的下家。中国内地有几家银行曾说,受美国次级债影响不大。对此,郎咸平称,千万不能这么看,虽然你买的次级债不多、影响不大,可是次级债危机将会引发下一步的经济萎缩,任何一个经济变数的大幅变动,都会很有可能引起经济的萧条。这对于中国的出口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会通过一个间接效果影响中国经济。

    在这场次级债危机中,尽管美国的许多财团都遭受了败绩,然而,分散风险的多方位投资战略却让他们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使美国除少数几家像高盛的公司幸免于难之外,很多银行都遭受了到重大的损失。其中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是我们从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

    在中国,建行的网点共有16000个。即使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花旗银行进入中国随意开分行,它有没有可能开16000个?他们那样做要花多少钱买房地产,要花多少钱去租房地产,要花多少时间跟多少钱去做软件的配置和硬件的配置?更重要的,招聘人员、人员培训要花多少时间跟经验?所以建行的分行密度之高是绝无对手的。

    然而,建行的改制上市,使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的股权。不用开16000个分行,建行上市后20%的钱就是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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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奇迹背后的血汗工厂
2008年04月11日 09:41现代快报

昨日看到一条报道,通用电气厦门合资工厂涉嫌非法用工,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供照明用的灯具,工人大都是年轻的女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厂的有毒物质严重超标。当记者采访时,工厂的部门负责人并不怎么隐瞒,但却拒绝加以评论。(4月9日《每日经济新闻》)

虽说早就知道国内许多企业都是这样,看到这条新闻,我还是感到内心难以平静。从小我们就知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就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想不到历史转了一大圈,又回去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显然违反了我国八小时工作制的劳动法,也违反了主公司本国的法律。

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一天两天了,首先披露这一事实的不是我们的劳动管理部门,却是来自国外的非营利性调查机构,而这家调查机构正好与通用公司的照明基地同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去年通用照明在俄亥俄州实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性重组,大批工人因此失业。

这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让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秘密:全球资本向能保证最廉价劳动力的地区流动。不用讳言,各地招商引资,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但这个效率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个企业,工人们反映他们的工作时间长,生产线上的员工几乎没有机会喝水和上厕所,请病假要罚款,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怎么算出来的。记者这样描述工人的劳动:“密不透风、光照不足的厂房内,大汗淋漓、精神不振、健康成忧的工人们,在生产线前马不停蹄地连轴运转。”如此低成本的经营,试问世界上哪个企业能与之竞争?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全球化带来经济的增长,这也许是事实。但经济增长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每一个人,如果受益者只是企业家和征税的政府,劳动者却未受益,从社会的基本正义来说,这样的经济只能是畸型经济。正如《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所言,现代社会必须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这种合作条件规定了一种互惠的理念,尽管得承认差别原则,但所有参与合作的人,按照规则尽了职的人,都应适当地受益。

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是,在这个南方城市的企业,一个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750元,加上计时计件,也就1000元左右。除去日常花销,所剩无几。低廉的工资,高强度的劳动,“血汗工厂”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在“如何看待血汗工厂事件”的网上调查中,认为“如果没有血汗工厂,中国制造的优势也就不在了”的占了23.5%。我当然反对这种看法,但这至少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可以说,在许多企业,资本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却没有得到体现。

罗尔斯的话语是从社会是一个公平合作体系的理念出发,并假定人们具有使他们成为社会合作成员的能力。但当记者在采访这家企业时,员工们“对每周超过60小时的工作时间及长期充溢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作环境,竟普遍表现出习惯,竟普遍表现出淡然!”倘若这位美国学者看到这种情形,不知他又会作何感想?

但我们却无权责备这些工人麻木,不懂得作为公民保护自己的权益。我们的工会形同虚设,目下工作又难找,如果没有这些“血汗工厂”,这些底层女工又能去哪里挣钱养家?只能说,这是整个社会的失职,它使我想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古训,想到今天城市生活的改善,有多少是来自那些低薪民工的贡献。任何契约社会都有一个公平底线,如果因为社会地位而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少的交易优势,没有基本公正和道德标准,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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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增长模式并不是特别难理解
[ 2007-12-5 8:55:00 | By: zhangweiying ]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2006年9月10-11日,在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导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以下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发言:

  张维迎:谢谢!在经济上讲的话一个国家的企业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标准,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标准解释清楚增长的模式,现有的经济我觉得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中国的模式,所以很难说中国有不同的标准。

  中国的增长其实还是靠很多后发优势,中国的企业用国内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他增长的主要两个模式。技术方面基本上说是空白,中国很聪明的用了国际上已有的技术,所以高增长的模式不是特别难理解的问题。

  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能不能有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能够跑的继续快下去。我觉得现在的挑战也很大,一个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的非常快,而中国技术积累的仍然是非常少,分析一下,中国的企业在广告上花的钱都比在技术上花的钱多的多。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还是在看短期的收入。

  对中国大企业来讲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也不到1%,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中国好多企业来讲很大,过去的低成本我觉得很难持续。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的产品过去卖给国外主要是靠低成本,卖给国内主要是卖给穷人,那时人们对品牌概念不那么看重,但是现在不是了。

  另外还有大的挑战,比如刚才说的人力资源,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第一,中国经营化管理是非常脆弱的,也就是说当一个老板企业做的很大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些管理方式,而这些管理方式要找到合格的人员很难,尤其是搞国际化企业,很大一个缺陷就是他们的人力资源储备都不够,对中国企业来讲难处就是你即要有非常好的管理人才,还要有好的外语,这样的人才本身就很少,外国的企业用很高的薪水就把他们拉走了,这对中国企业是很大的挑战。这是很大的难题。

  另外,在一般性的技术性工作来讲,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很多,但大部分学生出来以后可能学的东西不够,像德国很快就能够成为最优秀的熟练工人,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差,我认为人力资源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优秀的中国企业走出来,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的乐观程度可能没有外国学者那么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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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10 | 林毅夫:次贷危机不会导致中国出口负增长

2008年04月09日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现年56岁的林毅夫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现任主任,也是前不久世界银行新任命的首席经济学家。事实上,这位留着小平头,和蔼笑容中带着几分羞涩的学者,曾多次为中国经济界带来惊喜: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首先提出了“新农村运动”概念,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他也是第一位运用规范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第一个登上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这一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中国学者。

  编者按:今年5月,林毅夫即将赴任海外,而就在前不久由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MBA(BiMBA)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新春报告会上,代表着“中国声音”的林毅夫发表了《访欧答问三题》的演讲,着重回答了当前备受关注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后奥运”经济,以及中国中长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并预测中国经济中长期内仍将保持持续增长。“上证商学院”特摘编其中精彩部分,以飨读者。

  次贷危机绝对不会导致中国出口负增长。

  奥运会后,中国将进一步和国际经济融合,不会出现经济萧条。

  股市波动不会导致银行危机,也不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五大最有利条件。

  这次欧洲之行访问的国家主要是三个:比利时、瑞典及德国。在整个访问活动中,不论是记者采访、跟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流还是学术报告,欧洲各界普遍关心如下三个问题:(1)美国次贷危机、经济萧条或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奥运会后萧条;(3)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之挑战与展望。

  次贷危机绝对不会导致中国出口负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经济萧条或滞胀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比较乐观。

  首先,由于中国银行业购买的次贷很少,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其次,美国虽然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盈余来源国,但是中国的出口以中低档的消费品为主,其收入弹性低。我认为美国经济萧条最多会让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绝对不会出现负增长。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美国经济萧条影响到欧洲经济、日本经济,对中国对欧、对日等国出口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

  最后,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滞涨,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会有些有利的因素。众所周知,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美国的消费品主要依靠进口。美元贬值将使进口价格上涨,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目前情况下,美国为了防止物价不断上涨,将会避免美元继续贬值,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对欧元升值的压力就会有所减少。总体来说,这对缓解中国的汇率政策压力有一定作用。

  中国不会出现奥运会后的经济萧条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奥运会后的经济萧条。首先,中国并非如某些国家那样很少举办大规模国际活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还有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及未来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活动。这些国际活动的举办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其次,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中国去年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是希腊举办奥运会时GDP的16倍,是澳大利亚的7.7倍。奥运会投资在国内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再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非常大。

  不仅如此,即使现在中国已是世界工厂,但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空间还很大,产业升级的机会还很多,这也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支持。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水平。同时,考虑到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过程,预计中国未来五年、十年间消费的增长率保持10%或者更高的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外商投资也将继续维持在高位。奥运会后,中国将进一步和国际经济融合。中国将更加了解世界,世界也会更加了解中国。这将为中国产品的出口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

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之挑战与展望

  (1)中国不会出现银行危机,也不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有人曾这样问我:“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当年势头也很好,但后来却出现金融危机。中国会不会也出现金融危机?”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过热和银行呆坏账等问题也经常成为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所在。

  我认为,即使当下国内股票市场波动大一点,但是只要股票市场调整不导致银行呆坏账的大量增加,银行就不会出现危机,那股票市场的调整就仅仅是社会内部的利益再分配,并不会演变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至于呆坏账比例高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末20世纪初,当时国内媒体报道银行呆坏账比例为20%左右,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是40%以上,当时中国没有出现银行挤兑或破产,现在我们的呆坏账比例已经压缩至5%以下,即使将来反弹到7%、8%左右,在有国家保障的前提下也不会出现银行挤兑或破产问题。因此我相信不会出现银行危机,也不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将保持安定团结

  海外的媒体(包括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常常报道关于中国各地发生群体抗议等社会事件,这些信息难免让海外人士产生“中国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国家”的印象。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发展还是转型,必然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很难让每个人满意。中国有300万个村庄,个别性的群体社会事件发生不可避免,但应该看到这些事件所占的比例相当小,影响范围也非常有限,而且中国政府的有关方面也往往反应迅速,能够有效地避免地方性的矛盾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事件。尤其在十七大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政府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可以判断,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将保持安定团结。

  (3)中美关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随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兴起,国际关系的重新平衡,甚至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考量国际关系的问题上,经济利益仍将占主要地位。

  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购买外国产品也越来越多,中国市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也因此显得至关重要。至于中国大量的出口对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所造成的影响,应该看到,由于这些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日益式缩,所以影响面非常有限。虽然这微不足道的部分经常制造出很大的声势,引起关注,但实际牵扯的金额却非常小。

  中国的对外投资曾引起一些关于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的争论。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都是商业行为,都可以在商业利益回报上得到证明和支撑,并不是像国外媒体和政治学者所鼓吹的“战略性投资”——所谓战略性,是指接受进行远低于市场回报的投资。

  对美国、对世界而言,反恐以及朝 鲜和伊朗核问题依然是目前主要的国际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朝鲜的邻国会扮演重要角色,在战略意义上与发达国家一致。最后,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具有高度的智慧,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因而,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不能说没有摩擦,但总体看好,可以用李白所讲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描述。中国将会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

  (4)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五大最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当前的机遇和问题,在处理和解决问题上务实而有智慧。中国的政策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及今后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前进的根本原因。其次,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干部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再次,中国的企业虽然不够规范,但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善于学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同时,中国大陆的民众与上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民众一样,对于经由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具有强烈的愿望。只要政策、环境许可,老百姓将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遇。最后,作为最大、最开放、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勤劳能干的老百姓都将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并带来新的资本、管理、技术和市场。

  (本文由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MBA独家授权刊登。)

  林毅夫简介

  林毅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 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2月4日被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观点链接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再维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中国国内的市场也非常大,同时呢,外资不管是把中国作为出口加工的基地,还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它都会到中国来投资,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下的话,我相信中国有潜力再维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作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林毅夫在谈及中国经济前景时表示

  制度确实是决定国穷国富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激励结构,关键是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起飞。

  ——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2007-2008年度“马歇尔讲座”的发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

  ——林毅夫谈“新农村运动”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林毅夫的从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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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0 | 林毅夫:中国制造 有压力才会有生机

   当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和批评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不但对中国制造的前景表示乐观,还走出国门,向海外消费者介绍中国制造的真相、实力和未来。

  当地时间11月3日,“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首站在英国伦敦举办。有关方面操作这个项目,旨在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制造。林毅夫在第一站,向英国的同行和消费者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制造的分析和看法。

  两个星期后,在全国工商联十大期间,林毅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再次谈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看法。

  林毅夫认为,中国制造现在面临一个升级换代的大好时机,希望这个过程短一些,越短越好。

  林毅夫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他在美国留学。到超级市场里面找了半天,只有两样东西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是工人用的手套,一个是洗厕所用的刷子,除此之外没有中国的产品。现在的美国超市,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而且在往越来越高档的方向走。很多意大利的品牌、德国的品牌也在中国制造。

  现在,中国制造面临一个机会,可以提高质量、提高品牌。

  这样做,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从必要性方面看。由于对外出口有盈余,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出口产品价格高了,减少了企业的竞争力;第二,进口产品价格低了,降低了国内制造业中同类企业的竞争力。以上两种都会减少中国企业的利润和开工率,严重者会导致亏损、破产、失业率的增加和银行呆坏账的增加。

  正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林毅夫认为,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的政策很清楚,是主动的、灵活的、可控的,是考虑到了经济的承受能力的。他预测,人民币升值不会像国外期盼的那样,一次30%、40%地升值,只能是小幅度缓慢升值。他认为,人民币一年之内升值30%是可能的。

  小幅度的升值,对出口企业就会有压力。这个压力,就会变成动力。升值30%,出口产品的利润就会降低好几个百分点。如何补偿,就只有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技术等级。那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就会有提高质量的动力。

  从可行性方面看,林毅夫指出,我们是中低水平国家,产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升级的空间比较大。另外,经济发展快,储蓄水平高,可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这就给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可能。当然,这需要努力才能达到。

  而努力又分为两个方面,企业的努力和社会的努力。企业要迎接挑战,在产品技术创新、员工培训、科研开发等方面加大投入。在外部环境方面,政府要提高职业培训的广度和深度,让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时候,就拥有较高的技能。另外,政府也要配合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企业提供了解市场、消化技术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林毅夫强调说,有挑战就有机会。对企业来说,因为有死的压力,才有生的动机。如果一个企业明白了,不努力就会死,努力就会有更大的利,这就产生了产品升级的动力。

  林毅夫再次强调,这个过程要尽可能短一些。(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王义伟 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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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11 23:26:55IP: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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