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成了热点人物，原因在于她提交的三个议案：

　　1、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同时，相应提高各阶层收入水平税率的起征点，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首先选择来中国发展。

　　2、张茵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给一些企业增加了很多成本支出和风险，有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选择关闭。因此她建议，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建议改为签订为期3-5年有期限的劳动合同。

　　3、进口环保设备免税。

　　张茵何许人也？

　　张茵，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中国首富。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49岁，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张茵所领导的玖龙纸业市值近千亿元，年销售收入98亿元，利润为20亿元。除东莞和太仓外，在重庆和天津正在兴建第三和第四生产基地。玖龙纸业已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

　　为此，张茵委员饱受非议，一些政协委员指责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竟然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说话。

　　且不介入为谁说话的问题，张茵的提案在经济学上有无可取之处呢？

　　为此，本网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请他就张茵提案中涉及的经济学问题给广大网友一个解答。

　　当明白记者采访的背景后，茅于轼先生首先表态，对于法律问题没有很深的研究，对于新劳动合同法中的很多条款都没有深入的研究。

　　降低富人个税，有道理吗？

　　对于张茵最引发争议的降低富人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茅于轼先生这么看，个人所得税累计税，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对于目前45%是高是低，降到30%，究竟是不是合理，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从世界范围看，税高了纳税人就要逃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是自愿缴纳，与成千上万的月入10万元的富人比起来，税务机关的人力相对就少得可怜。究竟我国的税务部门能够保证多么高的纳税率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老实纳税的人交纳了高额的税金，而那些逃税的人则得到了巨额的奖励，这样逃税的人会越来越多，导致政府实际的税收减少。

　　保护工人利益，最好是建立工会

　　茅于轼先生表示，虽然对新劳动合同法中的很多条款都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既然是合同，一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应本着双方平等自愿的前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然是自愿、双方同意的，那么法律照顾一方权益，必然会损害另一方。如果企业不能有自由用工权，那么对于不好好工作的员工就失去了最后的解决办法。

　　基于现在劳资双方不能进行势均力敌的谈判，特别是那些不具备很高的职业技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谈定劳动合同的时候往往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情况，茅先生建议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允许工人自发组织工会，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展开谈判。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基本上由政府代管，如煤炭工人，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解决矿井内工作场所安全问题，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如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等等。但是，政府代表工人出面，只能是针对某些劳动者利益侵害严重的行业，不可能做到对劳动者普遍的保护，并且这种保护往往发生在劳动关系实际产生，劳动者权益已经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而不能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初对劳动者产生有效的保护。

　　如果能够允许工人，出于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需要，自发地组织建立工会组织，通过相对来说比劳动者个体要强大一些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则可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初，即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有效的保护。

　　茅于轼先生认为，当然工会也不是一劳永逸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办法，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办法。劳资双方势力悬殊的时候还会产生要么劳动者利益受损，要么企业受损的情况，但是至少劳动者的权益可以在这个动态博弈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保护。

　　在经济学上，经常出现好的想法会产生坏的结果的事情。如最低标准的设立，对于有工作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好事，对于失业的人，可能就会很难找到工作。终身雇佣制，可能导致企业在9年11个月的时候，就和劳动者解除合同，因为企业总要出于自身的利润要求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劳动力成本上升，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张茵提案中提到了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外资企业选择外迁到印度、越南等地设厂的问题，茅于轼先生很明确地说， “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的说法，只是从生产力角度而言，在我看来这正好是中国的劣势。试问，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刻意压低工人工资，则是本末倒置。”

　　茅于轼先生认为，目前沿海地区工人工资上升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并非是政府行为，而是纯市场行为。因为南方沿海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才有了工资上升的可能。

　　总体上这两年我国东部地区都处于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压低工资是必然趋势，但是劳动者有了更好的选择，所以刻意压低工资的企业必然会在劳动力市场受到好员工流失的惩罚。当然在缺乏工会保护的情况下，当企业强势、工人劣势时，企业刻意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的企图还会得逞。

　　企业员工如何实现双赢？

　　当记者问道，有些法律专家认为，通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从而更加发奋为企业工作，最终实现劳资双赢的看法，茅于轼先生认为，归属感、认同感是企业文化的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可以解决的问题。

　　企业文化好的企业会善待员工，爱护员工，这样的企业才会留住好人，才会有竞争力，而企业文化不好的企业则恰恰相反。

郎语录

（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错不在家长，错在中国的产业链定位，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找不到工作是应该的。

“中国的经济是二元经济，同时存在过冷过热，而这一点在广东更甚。广东企业90%的压力来自于二元经济。”

本报讯（记者 邱永芬）深蓝色竖纹西裤，黑色外套，在面对女读者提问时，还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梳理夹杂银丝的头发，这就是郎咸平。但看似狂傲不羁的外表下，谈起经济问题，却是铿锵有力，一针见血。

他称内地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国际、对市场化的理解，自称仍是苦行僧，忧国忧民。昨日，郎咸平应邀出席商战名家讲座，给广州600多名商家剖析中国的股市、楼市、产业链条等，声称要让“（商家）死得明明白白”。他表示，最喜欢谈论广东，因为问题太多。

谈产业 “1+6”中国只掌握了“1”

近期，广州联手珠三角防治灰霾等区域污染，其中提到将“稳步推进市区工业企业‘退二’工作，在本月底之前出台‘退二进三’总体政策，届时将对环保‘退二’的企业进行停业、关闭或搬迁。”

昨日，郎咸平根据读者提问回应，建议“没必要把行业分为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应该是1+6（即制造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只有像华为那样完成从1到6的过程，掌握了行业的本质，这样的企业才算是成功。” 郎咸平认为，中国在整条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就被定位在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整个1+6，只掌握了“1”（即制造层面）。

谈就业 “中国本科生毫无创造力”

“中国培养的不是有创造力的人才，而是有解题能力的人才。”郎咸平表示，中国的本科生都是毫无创造力的。

郎咸平表示，受制于我国的产业链定位停滞在“1”阶段，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只有像美国掌握了“6”，才会需要那么多大学生。“我们的大学逐年扩招、合并，培育出数量极其庞大，每年百万计的大学生，结果，辛辛苦苦供子女上完大学，他们毕业出来却发现找不到工作了。”郎咸平说，错不在家长，错在中国的产业链定位，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找不到工作是应该的。

谈物价 农民企业家拿钱去炒楼导致猪价上涨

“中国的经济是二元经济，同时存在过冷过热，而这一点在广东更甚。广东企业90%的压力来自于二元经济。”他解释说，地方政府推动公共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而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政府宏观调控力度越大，逼迫银行向过冷的部门抽回资金，打入过热的部门，由此造成过冷部门更冷，过热部门更热。这同时也导致处在过冷部门的一部分企业家，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把资金抽出来投入热部门，去炒楼炒股了，比如海尔。

郎咸平分析：“原来过冷部门的农民企业家养猪、种菜。现在，他们把钱拿去炒楼炒股了，导致猪肉等价格大幅上涨。尽管政府给养猪户提供很多优惠，但这是没用的。”郎咸平表示，二元经济是造成楼价等物价上涨的祸首，而“不是内地许多学者所说的流动性过剩”.

郎咸平认为“流动性过剩是事实，但不是原因。四年来，宏观调控之下，我国经济依然过热。对于过热的部门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不会因为利率提高而不搞地方建设，因为地方建设是以GDP为纲的。”

“通货膨胀、楼价的涨跌都是表面现象，都是政府的政策反映。看政府出什么招，就能判断楼价怎么变。”在昨日的演讲中，现场掌声一直不断。郎咸平说，他的观念政府不听、内地经济学家不听，只有网民才懂他的心思。昨日演讲结束时，他突然感叹“在中国做企业家好难哦，还是炒楼好。”

2008-04-15 | 郎咸平：股改二三步都错了